富人要知道,文人是在意钱的

明初有个人,叫王绂,是个画家,所画墨竹“明朝第一”。

 

有次王绂住在京城客栈,半夜听到邻居家有萧声传来,萧声清脆响亮,王绂听得入迷,乘兴画了一幅竹石图。第二天一大早,王绂登门拜访了吹箫的人家,并把竹石图送给了对方。

 

那人是个富商,大喜过望,次日带着画跟厚礼拜访王绂,请求王绂为画题几个字,好装裱起来。王绂一听,大怒,“凡夫俗子怎么配拥有我作的画。”说完王绂马上向商人要回画,一口气撕了。

 

此事被叶盛记录于《水东日记》中。

 

关于文人鄙夷商人这事儿,既是文人又是商人的张潮问了个问题,“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于诗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玑、锦绣誉之,则又何也?”

 

这意思是,文人喜欢鄙视富人,那为啥一看到美妙的诗文佳作,又往往以金玉珠玑锦绣等物来赞美呢?

 

张潮的好友江含徵说了句大实话:“富人嫌其悭且俗耳,非嫌其珠玉文绣也。”文人讨厌的,是又俗又小气的有钱人,而不是钱本身。

 

张潮无言以对。

 

 

  1

 

 

江含徵说的没错,文人也爱钱。

 

前面说到的张潮,出身富商之家,他就说过,“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贫病也”。穷这件事,说起来风雅,实际上,谁穷谁难受。

 

谢海翁对此心有戚戚焉,“物有言之极俗而实可爱者,阿堵物也。”钱这东西,说起来俗气,但却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东西。

 

这场关于钱的讨论发生在清朝,那时候商品经济发达,哪怕是文人也不讳言对钱的热爱。

 

但在明初,传统价值观仍旧是以伦理道德为衡量标准的。它强调“贵义贱利”,认为对利益的追求必须受到道义的制约,否则会为“君子”所不齿。而商人天生逐利,碍于传统伦理观念,文人不得不在表面上对商贾和金钱报以鄙夷的态度。

 

明中叶以后,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商人群体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奢侈的消费方式吸引了整个社会的目光,而他们重利趋财的价值观更不断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文人的傲慢与优势地位在商人面前逐渐丧失。

 

《金瓶梅》第49回写了个事儿,两淮巡盐御史蔡蕴到西门庆家做客,西门庆不仅好吃好喝招待,还叫妓女董娇儿好生伺候。一夜风流后,蔡蕴赏给董娇儿一两银子,外头用红纸大包封着。

 

有趣的是,当董娇儿把红纸大包拿给西门庆看时,西门庆笑着说,“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签了。”说完叫妻子吴月娘拿五钱银子给了董娇儿。

 

蔡蕴出身寒门,哪怕考中状元当上御史,一两银子对他来说也是大钱,所以他郑重其事地用了红纸大包;董娇儿跟着西门庆什么没见过,一两银子她瞧不上;西门庆表面上为蔡蕴开解,话里话外却流露出鄙夷之意。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晚明,道德不再作为实现个人价值与否的唯一标准,而日渐倾向以财富为衡量尺度。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中,作者借吕洞宾之口感慨,

 

“出家人尚且惜钱如此,更有何人不爱钱者?”

 

一方面是明后期拜金主义的盛行,一方面,却是士人生计的困窘。

 

明后期科举危机日益严重,据顾炎武记载,明末全国生员50多万人,比明前期仁宗时增长了17倍之多,然而成化至嘉靖年间,乡试录取率平均在3.95%,隆庆以后更降至3.1%,大量士子沉滞于社会,成为待业青年。

 

即使获得一官半职,情况也没好多少。明代官员俸禄始定于洪武四年,洪武十三年重定,到了洪武二十年再次重定,这次所定的俸米数,成为明朝官俸的“永制”。到明末,消费水平提高,俸禄却不变,文人不得不想办法搞创收。

 

本雅明曾这样描述过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

 

对文人来说,商人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他们的买主。

 

据《山樵暇记》记载,正德年间,江南的一些富商为了让翰林名士给他们写墓志铭或传记,稿费开到二十两甚至四五十两。其中最出名的一个撰稿人,叫王世贞。

 

王世贞是明代文坛领袖,又出身显赫,祖父父亲跟自己都是兵部侍郎。由于王世贞在文坛政坛的地位,大把商人拿着钱请他写文章。据统计,王世贞一共为商人写了64篇文章,他本人更是把书商童某引以为“千古知音”。

 

对于这事,另一个职业撰稿人钟惺有如下评价,

 

“富者有资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资财,拣篇籍之妙者刻传之,其事甚快,非唯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

 

简单来说,富人有钱,文人有才,富人求名,文人求利,这事儿就这么成了。

 

所以有次王世贞跟詹景凤在同游瓦官寺,王世贞说啊,徽州商人一见到苏州文人,就像苍蝇闻到膻味,恨不得扑上去。詹景凤回了一句,可是苏州文人一见到徽州商人,也像苍蝇闻到膻味一样扑上去。王世贞一听,笑而不语。

 

王世贞是苏州人,詹景凤是徽州人,苏州多名士,徽州出富商。本来只有苏州人看不起徽州人的份儿,但在商人群体与文人阶层交往频繁的晚明,哪怕是文坛领袖王世贞,因为拿人钱财替人写稿,面对詹景凤的呛声,也只能笑而不语了。

 

 

 2

 

清代文人里,有像王世贞这样给商人干活的,也有被商人赞助的。

 

乾隆元年,徽州富商程子鵕在茶肆看到郑板桥的对联,十分喜爱,就跑到扬州求见,没想到郑板桥去了北京。第二年郑板桥回到扬州,二人结识。当年郑板桥看上了一个姑娘,可惜没钱迎娶。程子鵕知道后,赞助了郑板桥一千两银子。

 

后来郑板桥写诗怀念他的这个富商朋友,

 

“余江湖落拓数十年,惟程三子鵔奉千金为寿,一洗穷愁。世人开口易千金,毕竟千金结客心。自遇西江程子鵔,扫开寒雾到如今。”

 

郑板桥说的都是大实话:我已经落魄江湖几十年了,只有程子鵔赠我千金,让我摆脱贫穷。世人开口闭口总是谈钱,毕竟钱让人相交。我自从遇到程子鵔,才脱贫致富到如今。

 

这个时候,距离程子鵔资助郑板桥已经过了十年。两人早已失去联系,但是郑板桥偶尔还会梦见恩人,“几夜酸辛屡梦公”。

 

郑板桥的富商朋友,除了程子鵔,还有扬州二马。

 

据记载,扬州盐商马曰琯有次游览焦山,诗兴大发,吟了句诗,“山光扑面经宵雨”,却苦于对不出下句。这时候刚好郑板桥路过,接了句“江水回头欲挽潮。”马曰琯大为赞赏,两人就这样认识。

 

了解到郑板桥因为欠了200两银子,不得不跑到焦山来躲债后,马曰琯热心地帮郑板桥填上了这个窟窿。

 

商人赞助文人,有像程子鵕、马曰琯这样纯粹爱才的,也有为了投资的。

 

前面提到的蔡蕴,在《金瓶梅》里原本是个穷书生,不得已到西门庆府上求助。西门庆看蔡蕴年纪轻轻中了状元,有机会进入仕途,就大方赞助了蔡蕴一百两。

 

西门庆的投资很快得到回报。蔡蕴当上巡盐御史后,利用手中特权,准许西门庆提前一个月支领大量的盐。西门庆借此提前抢占市场,赚了两万两银子。

 

就像魏斐德所说的,

 

“明清的商业成功,并没有自动为商人带来社会保障。简而言之,贸易是一种必须向皇帝购买的特许权利。对朝廷而言,他们只是一群可以利用的人,并非不可或缺。”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投资入仕文人,与其结交,借此获取贸易上的特权跟庇护,就成了一笔买卖。

 

我们的老朋友费正清也说过,

 

“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其实就连程子鵕、马曰琯对文人的赞助,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士商合作。

 

马曰琯及弟弟马曰璐因为爱才惜才,特意建造别墅“街南书屋”,又称小玲珑山馆,作为文人朋友们的活动基地。不仅如此,兄弟俩还赞助不少诗人画家搞艺术创作,曾在马家住过的诗人画家就有百余人。

 

比如诗人厉鄂,他是《南宋院画录》的作者,因为家贫投奔二马,到六十岁还没娶妻。马家兄弟就替厉鄂买了房子,还给他找了个婢女伺候。厉鄂去世后,二马在家庵里设立牌位纪念他。

 

厉鄂在二马家前后住了三十多年,袁枚说二马“供养文人过一生”并不是拍马屁。

 

还有清代词人朱尊彝,他的大部头著作《经义考》一共300卷,因为成本太大,无人敢承印,马曰琯不惜千金将书刻印出版。所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说,“淮南盐商”的财力支撑是清代乾嘉时学术发达的助力之一。

费正清研究了一辈子中国,他曾在《中国与美国》这本书里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这是一个堪比李约瑟之问的问题。

魏斐德可能回答了他师傅的问题,“直到20世纪初年,商人依然无法在其经商的城市获得任何形式的政治自治权”。盐商们所获得的,只是凭借对诗人画家的艺术赞助,摆脱了文人们的鄙夷与成见,

 

18世纪时长江下游的文化名人,只有极少数和扬州盐商家庭没有关系。因为士大夫从商人得到物质的帮助,而商人同时也藉其与士大夫的关系获得社会名望。藉着赞助各类文化活动,扬州盐商无论其出身如何,实已被认可是真正的社会精英。”

 

3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

李泽厚成名很早,他在湖南读书长大,虽然不像金庸那样“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但是解放后金庸灰溜溜去香港大公报的时候,他正好考进北大中文系,并且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名,著述颇丰。

笑纳千元稿费这个收入水平在当时怎么理解呢?毛主席的工资是600元,三年自然灾害之后降到400多元。

所以李泽厚90年代去见金庸的时候,看到6000美元的馈赠,不以为然是可以理解的。民国以来,大作家都是计较钱的。

1929812日,鲁迅起诉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拖欠版税。

 

鲁迅任教北大时,李小峰是鲁迅的学生。1925年,李小峰创立北新书局。鲁迅为表示对北新的支持,把译稿《苦闷的象征》交给李小峰,作为北新开张出版的第一本书。

 

有了这个开头后,鲁迅后来的39种著作都交由北新出版。投桃报李,李小峰也给了鲁迅高达25%的版税,比商务书局、中华书局都高。商务中华等版税一般为12%,最高也就15%。

 

一开始双方合作愉快,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李小峰亲自或派人拜访过鲁迅123次,鲁迅则访李小峰80次,双方书信往来480封,同桌聚餐34次。

 

好景不长,1927年,张作霖杀入北京,下令查封北新书局,北新书局不得不转移到上海。

 

这时鲁迅也定居上海,成为北新旗下杂志《语丝》的主编兼撰稿人。上海生活成本高,加上许广平又怀孕,鲁迅的养家压力陡然增大。而此时北新开始拖欠稿费,甚至传出了李小峰的哥哥挪用北新书局的钱嫖妓、养姨太太的传闻。

 

更让鲁迅不满的是,为了赚钱,北新书局将重点转向教材和儿童读物,甚至在《语丝》中刊登性病广告。

 

三番几次催要稿费无果后,1929年,812日,鲁迅起诉李小峰拖欠版税。李小峰不想跟鲁迅打官司,就请来鲁迅的同乡郁达夫做和事老。双方在鲁迅的律师家里签了协议,李小峰保证补偿拖欠的版税。

 

其实李小峰并不是故意拖欠版税。当初北新因为出版进步书刊被张作霖查封,张作霖把书局的账房先生拉去当人质。北新花了不少钱才赎回人质并重新开业。一来一回,营业收入受到严重影响。

 

双方就版税事宜达成和解协议后,李小峰还请鲁迅上海南云楼吃了顿饭。31年北新被查封后,为帮助李小峰渡过难关,鲁迅把自己的两本书交给北新出版。他的书一向卖得很好。

 

在民国出版界,这种文人与商人的同盟关系并不少见。清末民初,正值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文人与商人的关系。

 

对文人而言,他们逐渐摆脱了仕途经济和王权宗法的束缚,同时也失去固有的经济庇护,成为可以出卖才智的自由人。就像十八世纪的英国剧作家奥利弗·哥德斯密斯所说的,

 

“当作者失去贵族保护人之后,他们自然就求助于书商。”

 

92年香港百富榜上,金老爷子以12亿的资产位列第64位,成为有史以来中国文人中的第一个亿万富豪。这12亿,不仅是金老爷子写武侠写出来的,还是办《明报》挣出来的。

 

19911月,金庸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所以金庸曾经评价自己是一流老板。

李泽厚访问金庸的时候,正是金庸以生财有道扬名四方的时候。所以在李泽厚眼中,自己是知识分子,金庸是商人。

金庸写武侠的时候,主角都是一掷千金,进了酒楼从来都是把银两随便花。却忘了知识分子见商人,想的是郑板桥拿到的的一千两,谁会把区区6000美元放在眼里。自然让李泽厚落下了小气的印象。

在李泽厚眼中,金庸是个小气的商人。但是到了真正的商人那里,金庸就成了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乃至于“没有先生,不知道是否还有阿里”。

 

有一年冬天,金庸在墨尔本过年,马云特意飞去求见。老先生的书房里全是书,晚饭时,马云问金老爷子,这些书你都看过吗。金老爷子回答,没有,我书看得不多。

 

马云心里大喜,原来老爷子买书也只是放在架子上罢了。晚饭后,马云开始跟老爷子侃大山,没想到老爷子博闻强记,马云汗颜得一塌糊涂。

 

赞助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马云也有很多大书特书的记录。但是和五百年以来江浙的富商不同,马云是不愿意依附与这些文人墨客的,也不指望自己的后代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他说,

“我希望以后有孩子们再写将来长大的理想,除了当科学家、市长、艺术家以外,也能说我以后长大想当个商人”。

如果费正清今天还活在世上,他的问题可以问一遍马云。